今天整理写作存档，回忆起一篇写过几次的童年经历，因为这两天我们自己带了一遍话剧疗愈，意外地把好几个不相干的事件都卡扣在了一条线上。

历史事件，是我妈下岗那会开过一个酸奶店，店旁边是一个酿酒坊，每天门口都会来一群无所事事的大老爷们喝酒。每天固定喝酒的人群里，还有一个下半身截肢双手撑着砖块走路的残疾人。有一天，这个残疾人和经常喝酒的“老朋友”发生了矛盾，逼得这个老实人当街撕开了自己扎紧裤管的裤裆，把黢黑的生殖器露给所有人看。那个时候我大概猜，他在想那群有手有腿的“正常人”证明他还是一个男人。我一直记得那个人的样子，回忆起来还会觉得很“爽”，我一直以为是一种“内疚”的内核。

前序事件，是上次去北京参加老丁主持的《TA竟然说》，里面也有一个人，她疯狂地用“自己很幸福”的方式来抵御一切“否定”，最后她也跟那个“残疾人”一样，把自己的裤裆撕开，就差把生殖器露出来给所有人看，以证明她老公还会碰她。

前两天我们自己主持了一轮《TA竟然说》，也有这样一个人，他疯狂地揪着“母亲”这个符号，面无表情地描述他母亲对他的折磨，但他又不肯切断自己与母亲的联系。他那一刻在那个聚光灯下，圣洁得像一个被架上了十字架的圣人——我不爱我的妈妈，但是我要让她知道我爱她——他被所有人撕开了裤裆。

但是这三个人给我留下了一摸一样的“深刻”和“爽”，但如果这三个感觉分别是“内疚”、“厌恶”和“无感”，那这个“爽”是说不通的。就在刚才，我突然意识到这个“爽”来自于什么——我恐惧自己会变“弱”，所以将“弱者的毁灭”视为我的“教义”，如果刽子手砍下的是那些跪地求饶的逃兵，他溅出的血是种没有温度的“奖赏”——因为我没有成为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