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聊了决定给猫安乐死的感性部分,今天来聊聊理性的部分。
虽然我们很早就开始准备宠物猫的「后事」,设定了非常多的理性标准,以确定何时决定给进入肾衰的猫进行安乐,但真的决定的那一刻,直到看到安乐的全过程,理性仍然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功亏一篑,这也是我在《死亡.exe》里提到的:
死亡很难有「绝对理性」的一面,你看着一个人死前大小便失禁打嗝放屁,它是很理性的画面,但如果这个画面是发生在至亲身上,它不可能还能保持「理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死亡的认知是感性的,就算有再多的「意向化」也会依附于某种真实情感,否则我们只能拿更多的「机缘巧合」来合理化死亡。
既然理性一定会崩溃,我也对自诩还算理性的自己提出了一个疑问——在面对死亡时,是否意味着理性将会全然地崩盘,那么什么才是支撑我们走出痛苦的方式呢?
其实我有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会将人拉入到另一个「我是谁」的悖论之中——激素。
痛苦、内啡肽与存在主义
面对生离死别会哭泣,这是理性控制不了的事情。
屁股在安乐死的时候,第一针是麻醉剂,当它被推入的时候,屁股的头立马就软了下去;第二针是安乐死的药剂,药剂师并没有过多的解释,仅仅只是说了一句「这针是安乐的」,然后他就推了进去。一分钟不到,一个生命就在眼前终结了,甚至连任何思想准备都没有,你就只能脑袋空白地接受这个结局。接下来就是例行检查,用电筒检查瞳孔……
我相信面对这样的场景,只要和宠物猫之间存在感情连接,也都很难直面。我原本想过是否要带着老婆离开现场,等待药剂师的通知,但我又觉得既然这是我们做出的决定,那这场仪式的见证也需要我们做出决定的人参与其中。若失败、后悔、甚至是被诟病「惨无人道地决定了一条生命的结束」,这些都是我们选择之后应该承受的「代价」。
痛苦,带来最直观的结果就是「哭泣」。
我小时候很爱哭,所以也一度被批评没有「男子气概」。后来在接触心理学、也和心理医生聊过之后,我们找到了「症结」:我所处的家族是男性普遍被压制情绪的状态,所以几乎家里的男性长辈都存在「肝郁」的情况,因为肝主思忧与情绪,长期被压制,就会存在「抑郁」的风险。而在我小时候,我爸常常出差,所以家里只有我跟我妈「相依为命」,我自动补位了「家里男子汉」的角色,也就是所谓的「角色替代」。久而久之,其实我原本应该直观感受到的难过甚至是痛苦,都因为我把自己套入了某种角色,而陷入了自我攻击的状态,于是哭就成了最好的「应激反应」。
「哭泣」会短暂地提高内啡肽这种激素,内啡肽的作用在于——止痛、缓冲情绪冲击(例如悲伤)、将情绪消化成钝感的「痛」。当生离死别导致痛苦时,身体为了最快地响应,就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内啡肽。
提高内啡肽的方式有「哭泣」,或是看脱口秀表演的「大笑」等,只是在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大笑这件事情确实有点不太合适。
就拿我小时候「爱哭」来说,其实身体比我们更诚实,这不是理性所能控制的。
激素的系统性崩溃
我经常聊起激素,是因为我自己也在试着用激素管理的方式进行时间管理,但因为还在进一步测试,所以并没有在博客具体聊到这个模块(播客有聊到一些激素与抑郁症的关系)。
生离死别这种隆重的仪式,之所以给人造成的感官是强烈的,我也试着从激素的角度找到了有趣的视角。
- 催产素之「分离焦虑」,虽然宠物不及人,但它也能够在与人的互动中给人类带来催产素的影响。催产素是分离痛苦的核心激素,主要维系着依恋与安全感;
- 多巴胺之「戒断反应」,多巴胺刺激的奖赏系统,会因为失去挚爱之后,断开了「预期奖励」而出现强烈的戒断反应,简单来说就是当人们意识到「我永远失去他」之后,这种痛苦是持续和不断指数级叠加的;
- 血清素之「恶性循环」,因为哀伤、抑郁,血清素水平开始持续下降,进而影响睡眠、食欲,情绪管理开始失控,因为难过悲伤造成的哭泣也会进一步失控,形成恶性循环;
- 皮质醇之「压力上升」,生离死别带来的压力会直接作用于皮质醇的飙升,从而迫使身体长时间处于应激状态,甚至出现如心悸、应激性失明、免疫力下降的病理性反应;
- 内啡肽之「麻痹思考」,因为身体开始察觉到痛苦存在,它开始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即分泌大量内啡肽,来降低痛觉(心痛也是一种神经痛觉),但是内啡肽的分泌同时也会导致情感麻木、暂停思考、思维停滞,让整个身体处于某种「节能」模式,避免被痛苦过度影响。
这个时候,理性原本是由前额叶皮质管辖,需要血清素和多巴胺作为支持,然而这种瞬间性的激素系统崩溃,就会导致前额叶皮质一直处于想启动但无法启动的状态,于是「理性崩溃」了,越是想要用理性去压制情绪,就越是让激素陷入到死循环之中,所以这种「理性崩溃下的悲痛」有一种非常直观的感受——前额神经性疼痛。
但是,这种理性崩溃会一直持续下去?
理性的抓手与感性的延展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面对生离死别时,让理性介入就一定是「对」,我提供的始终是一种我用来参照自己身处何处的「地图」,每个人都无法照搬,但也可以依稀看到自己所处的坐标。
就拿我这一次正在经历的生离死别的事情而言,理性在两个地方参与进来,一个是我们决定要安乐时,理性地分析了为什么。比如屁股的肾衰按照医学比对,已经进入了末期;其次是他在当天晚上已经开始出现尿失禁、无法自主排便、后腿无力的弥留情形;再者,因为我们接下来几天需要出差,家里没人照顾,如果让朋友接受照顾,如果真的遇到屁股需要送医急救等情况,麻烦的也是别人,所以综上,我们考虑了安乐,也避免他再经历更多的痛苦。
上述的思考非常「冰冷」,因为它极其功利主义,甚至将一个生命的结束,极其理性地划分成了「评分机制」,最终决定是否要进行安乐。
但是这种功利主义紧接着又会用极其不理性的方式继续上演,比如我老婆在联系能够 24 小时上门安乐的宠物医院时,第一通电话医院已经下班,于是我老婆决定「如果三通电话都没有接通」,那就意味着屁股「还不想死」,结果第二通电话就联系上了一个医院,我们也就下定决心选择安乐。
于是,接下来就发生了我最前面说到的那些理性崩坏的过程。
理性再一次回来,是今天两个理性崩坏的人又大哭一场之后,含着眼泪啃完汉堡,决定去按摩(按摩也是提高内啡肽的方式之一)。这一场哭,大概是将内啡肽调整到了一个持续高位的水平,然后其他激素也渐渐开始回稳。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大哭一场的结论,是我们觉得屁股本来就是一只老猫,他最后这几年在家里的存在感也越来越低,几乎和家里融为一体,最后的离开其实更像是和这个家彻底融为一体罢了。
当理性回来之后,我们开始复盘理性崩坏的原因,我提出了「激素论」,我老婆提出了「感性论」。我认为理性崩坏是上述我提到的激素变化的过程,我老婆则认为之所以难过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正式经历过一次,才知道原来理性在面对死亡时是不复存在的,这样以便我们下一次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知道它是某种「过程」。
理性最终不是解决生离死别的方案,而是一种「抓手」,你可以觉得决定宠物生死的功利主义太过冰冷,但在当下那就是一种确实的参考,哪怕是抛一枚硬币来决定生死,我认为都是当下能够被抓住的解决方案,至少能让人不再那一刻彻底逃走。
如果我后悔了怎么办?
我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而且还是在安乐的针剂正在被推入的那一瞬间。
理性是冰冷的,特别是当情绪冷却后,我们要开始面对安乐之后那些确实存在的事情时,理性又会把人拉入到那种极具「冷漠」的状态,比如我开始整理屁股在相册里的照片,因为我打算把这段经历作为小红书的素材,开启我们的一个新项目;而我老婆在支付宝上退保了屁股的宠物医保,甚至还在询问客服如何将资料全部删除。理性考虑的是「我需要做什么」,而感性同时在纠缠理性的冷漠,也在对自己进行灵魂拷问:
比如,我把这段经历发布在网络、甚至是利用小红书征集更多的关于宠物死亡的案例,这算不算是在吃「猫血馒头」?
人们在面对死亡时,很难理性,因为理性一定是冰冷的,所以才有大量的感性去赋予意义,甚至是拷问理性做出的决定——比如「你凭什么断定那个时候猫就是愿意离开的?」
所有的感性问题,特别是别人发起的感性问题,都将成为一个又一个让自己陷入死循环的自证陷阱。这个时候,理性做出了最终的兜底——这是我的选择,若有质疑和指责,也将是这个选择带来的代价。
我后悔了怎么办?我相信那些理性崩坏的过程,也是代价之一,但也是人之所以存在、人之所以还想要活下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