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让我聊聊「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失德失范实名举报」的事儿。其实吧，事儿不是大事儿，而且明理的人都知道这件事里面的「逻辑bug」，比如当事人为什么要保持两年关系后，才曝光此事，或者说两个人有非常漫长的「交往过程」，甚至当事人从这样的关系当中得到了「利益」，那到最后东窗事发的时候，却可以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毕竟我是法学出身，会本能地对「施害人」进行无罪推论，也非常反对一上来就对「受害人」进行有罪推论的。但这件事情本身充满了太多盲点，而且仅凭当事人一方说辞，很难还原事件真相。

所以伴随而来的，就是网络对于这个「受害人」的有罪推论，比如他跟教授之间本身就是保持了长时间的同性情侣关系，可能在后期因为「分手」甚至是「分赃不均」而发展到了揭老底的地步。中国人很擅长通过「谁弱谁有理」的方式来无条件地支持弱者，但这件事情本身又有违背公序良俗的成分，比如里面涉及了中国社会并不承认但是客观存在的同性恋群体、师生恋，甚至是通过师生恋之便得到了教育资源的「特权」等等。这件事情最后很有可能会被压制，通过让「受害人」也闭嘴的方式得到平息。

但是这里，我可能会提出一个疑问：这个用PPT控诉「情人」的学生，真的是受害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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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弱谁有理，是大部分时候中国人用来断案的重要依据。例如女性以自己的贞洁作为担保，控诉一个男性对自己实施了强暴的案子，从古至今都是「相信」女性一方的指控的，因为她们已经用了一个几乎可以评价自己一生的「东西」来指认凶手。

至今，法律仍然是这样保护女性的，认为女性单方面控诉男性存在强奸行为，在立案阶段优先考虑女性的说辞。

那么，一个男性在控诉被另一个男性「强暴」的时候，刑法第236条强奸罪并不承认男性作为客体被强奸的法律事实，所以这件事很难用「谁弱谁有理」来作为最初的评判标准。因此这次的PPT小作文，很难让整个社会达到「共情」。

再者，PPT的内容本身是一厢情愿的表达，但同时又在陈述单方面的「事实」。但是一部分人习惯性地「质疑题干」——比如当时所用语言习惯不是自己认为的「规范性」而怀疑当事人的表达能力。于是从「质疑题干」开始游走至「质疑动机」。

因为这件事，我收集了网络和身边一些朋友的观点。发现，几乎学生思维的人会咬着「动机」不放，甚至会被非常好地伪装成对当事人一字一句的拆解。用自己对于表达能力的标准去覆盖他者的「意图」，这几乎快要进入到「付诸阴谋论」的最低认知层级。

当然，不是说学生思维就低级，而是对于这件事的评价，如果要采用质疑题干、动机甚至是辅助阴谋论的层级，那干脆就不要法律了，大家都他妈做网络法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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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一些很「中立」的（可能又会被认为是「没有主见」的）观点，但我觉得它非常符合法理——有人觉得，既然要分析这件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就要看谁是最后的「受益人」。

虽然说「谁弱谁有理」分出的对与错，一定是让弱者变成那个「受益人」，但也有例外情况，因为我们在用最标准化的博弈论讨论这样的关系对垒。看上去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即学生控诉了老师，老师得到了处罚，学生得到了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很显然，如今这场社会游戏进入到了非常微妙的囚徒困境，即学生也开始被人怀疑其「动机」。

那与其讨论谁是「受益人」，我觉得应该从头讨论起谁才是「受害人」，或者说「他到底是不是受害人」。

很显然，这个「受害人」在两人保持所谓的情人关系时，确实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那这些好处是否构成了受害人身份的丧失？显然不是，就比如婚内强奸，两人就算结了婚，但在婚内违背女性性自由也算强奸行为。但是我刚才说了，男性不构成强奸罪的受害人，所以这条法理线是说不明白的，更何况这个男生是「自愿」的而非被胁迫发生性关系。所以，当受害人身份无法坐实时，就会出现刚才提到的囚徒困境，以至于人们会开始寻找通过受害人有罪推论的方式使其达到平衡——总不可能让你过河拆桥了还能得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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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受害人觉得自己是受害人，但是社会层面又无法认同「受害人」身份（甚至再发展下去，法律其实也不会认可他的受害人身份，但当事人受到处罚，是因为他实际的行为，而不是「施害」）这两件事的断层到底在哪里？

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在结婚前原本母亲答应给她的丈夫1万元的红包作为改口费，但在婚宴举行前「临时变卦」，于是朋友和母亲爆发了争吵。朋友认为这是「承诺好的事情」，特别是要给自己未婚夫的红包，这种变卦会让自己颜面扫地；但母亲认为，这笔钱是自己答应，但又不是说一定要给，因为现实问题就是她拿不出这么多钱，是不是做女儿的也应该为自己的母亲再三考量。

两人的争吵发展到最后就变成了「你这是要弄死我」。

从法律来讲，这件事最大的问题，在于那「1万元」的红包是不是契约？那么就看你站在了谁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比如当事人已经认为自己就应该拿到这1万元，甚至已经规划好了这1万元要成为蜜月旅行里订高级酒店的费用，那是否意味着它对于新人双方是非常重要的？

在法律上，这样的收益看上去很符合「信赖利益」的条件，但实际上所谓的信赖利益是我为此付出了「成本」，而不是这本来就是我的「既得利益」。比如，我和你打算签署一份制造协议，但由于事情紧迫，你需要我先生产，再在交付的时候完成合同的签署。结果当我投入生产之后，你认为费用不合适，单方面解除了与我的合作。在法律层面，我为了这份「要约」提前投入生产的成本，这是我对契约签订的信赖所致。

如今，这份利益被抽走，而朋友在这个过程中已经付出了她的「期待」，这看上去很符合「信赖利益」，于是因为信赖利益受损，算不算是「被害」了？特别是当这种信赖利益又和既得利益混淆之后。通过道德绑架的方式要求对方必须履行「合同」，一旦违约自己就是受害者身份，这件事本身就是学生曝光老师的底层逻辑。

所以，当人们开始对学生进行有罪推论时，我本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学生这个角色在这一次的事件中，并不是「受害人」的角色。但是学生有罪吗？我个人觉得仍然没有，因为这仅仅是一场利益博弈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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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老师受到了惩罚，学生就不应该受到「惩罚」吗？

很可惜，法律确实无法对学生进行「复仇」，因为老师被处理这件事本身已经符合了信息被披露之后的处罚结果。因为没有进入到「审判阶段」，这件事情无法从老师嘴里还原真相，所以这不是一起纠纷，而更像是一起「自爆行为」，即我出卖了我的隐私，控诉了另一个人的隐私。

出卖隐私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代价」，只是它的层级远远不够网友们所期待的「反转」罢了。

既然法律无法将这一场陷入囚徒困境的博弈推至纳什均衡，即非零和也非双赢的博弈结果，所以「审判权」必然会交给「社会」。既然无法透过法律进行法律人格的死亡，但是社会可以制造社会人格死亡。

所以我并不觉得如今的「网暴」是不对的，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对错，这是必然的平衡结果。因为他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非受害人形象，在真相被层层包裹的情况下，社会会做出第一次非对等判决，想让他接受社会性死亡的部分；若再有反转，乌合之众又可以重新调整判决结果——即谁弱谁有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