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周末讲「大道理」的时候，来聊个及时诞生的话题。
昨天我在松易涅的博客文章《爱，信任，安全感》留言时，产生了一个「未解之谜」：
说起中英文「尴尬」这件事，我之前写科幻小说，就是很难想象全部都是中文人名的剧情，总觉得中国科幻如果没有一个中共中央，好像很难架空。所以我用了大量的外国人名，结果反而觉得更「尴尬」了。
这部科幻小说的初稿，主角团几乎都是外文名字，不仅是为了名字作为彩蛋的安排，而是因为我很羞耻于用张三李四这样的人名来作为主角——之前有人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中国到底有没有科幻小说」的高度，不可否认《三体》作为中国科幻小说的里程碑，但为什么《三体》读上去就不违和？
举个例子，如果《星际穿越》的主角不是约瑟夫·库珀，而是张建国，或者是冷尺逸这样矫揉造作的名字，他们都很难有代入感。
一方面是因为《星际穿越》已经是一个固有的符号，它是一个美国导演执导的关于虫洞、时间与爱的话题，它原本反映的就是一个外国人对于这些哲学命题的理解；
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于中文名字的理解本身就有一套「刻板印象」存在，张建国差不多就是1949年前后出生的孩子，他的名字已经包含了一整套成长背景的叙事；而冷迟逸，从名字上就已经在脑子里勾勒出一个冷峻外表，是一个会被一个古灵精怪的女主角逗得眉头紧锁，但在女主深陷危机时，会嘴角挂血、二话不说英雄救美的男人。
不兼容的认知模型
不同语言文明之下，名字这个符号可以涵盖完整的要素，就像库珀（Cooper）这个姓氏，往往会带有沉默的、木讷的、不通圆滑，但极具工匠精神的刻板偏见一样。
当我们看到熟悉文明体系下的姓名时，大脑会被激活惯性的、熟悉的认知模型：
我写过影评的《从二十一世纪安全撤离》的主角，名叫「王炸」，够俗气吧，但这个名字已经非常完整地交代了张若昀这个演员所扮演角色的基本要件。
而另一套认知模型，则是科幻小说的本质。
- 科幻小说的本质：未来命题+技术构想+认知跃迁；
- 每个人接受的信息不同，导致认知模型会出现固有认知的部分。比如从小喜欢看欧美科幻小说的人，则会将未来、高科技、宇宙、AI这些语义场景，与西方符号挂钩；
于是，当「张建国驾驶着星舰抵达虫洞边缘」存在时，一些人的认知模型会出现不兼容的情况：
- 两套认知模型缺乏文化联系性；
- 作为创作者在创造这些角色与剧情时，将这种缺乏联系性等同为「不合理」，从而激发了创作者的割裂感与羞耻感；
身份认同与信息差
你现在再读《格列佛游记》，当然会觉得这是一部杜撰的幻想小说，里面所描述的小人土著、巨人国、拉普塔根本不可能存在，更像是一种社会学粗俗的描绘与构建。但在《格列佛游记》流行的1726年—1729年里，有不少人会相信格列佛真的在那个大航海时代，找到了这些还没有被人发现的奇异世界。
像极了现在的人们，在短视频时代会被AI制作的图片、视频所欺骗一样。
放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格列佛游记》盛行的17—18世纪，正是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使欧洲人热衷于探索未知世界，殖民扩张盛行，贸易航线繁忙。野心扩展的边界，带来了全新的智识与体验，更容易让野心勃勃的欧洲人所接受。
随着文学门类的细分，科幻小说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同样放回时代背景下，科幻小说诞生于19世纪，是欧洲工业文明崛起后特殊的文化现象之一。当人们看到了机械设计与应用，在这个蓝图上幻想机械能够带来的更加延伸的功能性时，机械科幻带着人们进入了一个畅想的时代，而这一时期，也奠定了科幻小说在西方文学里的「主导权」地位。
虽然鲁迅翻译过很多科幻小说，但他尽量地保持了原著的命名系统，将原本的外文人名直接音译。科幻故事是一群外国老爷们儿在那里胡搞瞎搞，也渐渐成为符号。以二战作为分界线，人们对于太空的幻想逐渐引发了「太空歌剧」这一类的新型科幻小说。也就是说，随着信息差的逐渐扩大，科幻小说起源于西方文明这个刻板印象进一步地加深。
反观中国文学，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更偏向现实主义描绘，通过揭露历史伤痛的方式以史为鉴，或是通过大量的社会性结构的描绘来梳理现实。虽然也有对未来描绘的作品，但并没有统一形成类似科幻小说这样的主流审美。
所以，现在再反观刘慈欣在《三体》里使用的那些中文人名，他在规避名字带来的文化联想，人物更符合理性，而非性格使然——当然，这是我的个人感知问题：他在将中国作为叙事起点，而非参与进西方的科技宇宙。说不定也真的可以存在「王小明拉动了时空跃迁的系统开关，正试图将孙小美的尸体送回与自己初次相遇的时刻。」
历史的舞台
当然，距离我创作科幻小说已经有5年了，现在我大可以把故事里的主角都改成中文人名，一方面是这种创作者的「割裂感」正在被时代所平复，另一方面是文明的等级感也因为AI的存在而日渐趋同。
AI可以制作老太太绑着火箭被送往太空的视频，观众自然也能接受王小明操控时空跃迁开关的叙事性。当太空歌剧开始流行时，日本文化里诞生了大量的机体动画，让人们可以接受「碇真嗣驾驶EVA」；中国也可以让地球安装推进器、开始了它的流浪之旅。
但认知模型本身是落后的，要接受改变，还需要大量的符号迭代。就像张建国这个名字一样，它的一身正气凛然于名字的字面含义之上，反观「王小明」倒更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如果真有能力扳动那个时空跃迁的闸门，现在看来这就是一个普通人走向救世主的人物弧光。
要接受「张建国驾驶着星舰抵达虫洞边缘」估计还需要一段时间（至少对我这个创作者而言）。
科幻的独裁性已经渐渐不复存在，但认知模型的不兼容可能仍然存在：
- 去地方化：避免人名带来的刻板印象，中文人名仍需要使用模糊、抽象化的名字，而避免可能直接触发阅读者的惯性认知模型；
- 建立中文语境下的科技美学：西方文明对于科幻的主导权或许仍然存在，所以对于科技幻想的西方语境仍然是人们所熟悉的线性逻辑；
- 解构科技，而非建构科技：建构科技需要大量的理论与逻辑搭建，助推器到底需要多少燃料才能推动地球逃离太阳系的引力？如何避开小行星带？这些都是实际的物理问题；但解构科技在于「命题」，人类带着地球流浪的意义是什么？
举个例子，《饥饿站台》被认为是科幻小说，但它从头到尾都没有解释过，那个没有动力装置、在333层垂直监狱移动的餐桌到底是如何推进的，它根本不需要解释这个垂直监狱的精密构造、物理理论，而只需要构建一个反乌托邦世界的规则，接下来就让主角在这样的规则之中活下去——科幻的核心并不一定全是物理学，也可能是哲学。
当科技的严谨性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科技引发的哲学思考、人类意义将会填补这些越来越复杂的建构空缺，别忘了，当未来社会科技发展到不需要人类就可以运作一座城市的方方面面，若人类退出历史舞台，艺术也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