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比乌斯

△ 194｜恶魔的理论

我很认真地思考过，为什么我没办法写出类似脱口秀里轻松快乐的梗。一方面主要是这不是我的职业，我不需要为一个既不能讽刺当局、又要满足当下社会的敏感点、而且还要预判会不会某一天自己曾说过的这些言论，会成为被网暴的原始证据。要绞尽脑汁去想一个梗，确实有点太难为我了。

另一方面，我算是个很喜欢观察生活的人，不过我并不是经常从这些观察的生活里找出笑料和乐趣。特别是还需要完成自己伪装成自己的真实经历，让人觉得那个喜剧演员都过着非常快乐的生活——事实上，要为了几个梗想上一整天，这一点就已经不是我这种需要「正常生活」的人所能接受的。

所以我一般会欣然接受让人对我「心理有病」的评价，但凡心理没病，也不会总是习惯观察那些丑陋的桥段，更不会用内心黑暗的视角，去推断一个故事会朝着怎样的剧情发展而去。我是在成年之后意识这个问题的：我在参与别人的计划时，总是充当着一个「最坏可能」的预判者。显然，这些「最坏可能」并不容易发生，以至于有的人觉得我是多虑了而已。不过呢，我也有预言准的时候，不过那个时候有多半是于事无补了，因为谁都不相信它会真的发生。

很多人有一种莫名的「迷信」，就是不允许自己和别人对「最坏可能」进行任何意义上的预判和提及。只要不提及，这种「最坏可能」就不会发生，不小心说漏嘴了，就必须要呸呸呸地「吃了吐」，以告诫可能会因此让自己倒霉的神明不要把自己的话当真。跟微信的撤回功能一样，这个「吃了吐」的撤回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否则就会撤回失败。

我从小就喜欢看大人们用「吃了吐」的方式，来规避自己的倒霉。后来，我把这件事称之为「恶魔的理论」，即只要在自己说错话的情况下「撤回」它们，就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这套理论本质上跟「掩耳盗铃」一样，但是这群人并不允许他们的行为被人们用「掩耳盗铃」这个贬义词来定义。

刚才说了，我是一个「最坏可能」的预判者，所以我总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突然说出一个自己对现实条件推断出结果的担忧，这个时候就一定有人来阻止我，认为我是在「诅咒」他们。立刻要求我呸呸呸地将这些想法给撤回——所以我才纳闷，难道这些「最坏可能」没人去考虑，它就真的不会发生了吗——它如果真的发生，那他们还是能找到最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来责难我这个提出过「最坏可能」的当事人，要不是因为我提到了这种可能性，才会触发了「恶魔的理论」，即想到那些最坏的可能，但又没有即时地「撤回」他们，才是倒是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这套理论你听上去可能有点扯，但现实几乎都是这样应用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母神带着自己的孩子乘坐火车，孩子刚才哭闹着想要吃什么东西，所以导致他们在赶上这班火车的时候慌慌忙忙的。这个时候，大母神发现自己不小心弄丢了两个人的火车票，你觉得接下来的剧情会如何发展？

很显然，大母神一定会找到一个「罪人」来承担这一切失控原因的责任。大母神自己当然不可能是促成失控的根本罪人，他们就是因为太害怕失控，才会如此地爆发——但目前所有的条件来看，弄丢车票的就是他们本人，所以他们唯一能找到的罪人就是自己的小孩——「要不是你上车前非要买那个东西吃，我们能弄丢车票吗？」

虽然这一切的逻辑都存在问题，但或许这是这群害怕失控的中国人，在当下最快能找到的、也是最直接能划分出好人与坏人的办法了。这就是「恶魔理论」的核心——如何将本该划分给自己承担的责任，用另一套理论以及转嫁给另一人。

我总是提出「最坏可能」，也习惯用「最坏可能」去预判一个人的行为，这件事没发生还好，顶多就是我背负着「心理有病」的结论。一旦事情发生了，我就得承担这件事情最终发生的根本责任——轻一点的，顶多是在「心理有病」的结论之上，再追加一个「乌鸦嘴」，重一点的，就跟那个被大母神责难的小孩一样，我将会是促成整个「最坏可能」的根本原因——不过那个时候，我本来想对这种「最坏可能」提出预判和解决的办法，但那个时候已经让我呸呸呸了，我还能怎么办。

不说就不会发生，看不见就意味着不存在，当然还有一个，也是「恶魔理论」的关键——大多数人都会因为这个「恶魔」被炸出狐狸尾巴：

「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

「对不起。」